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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逮捕措施的适用

摘 要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条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逮捕的制度设计,完善了逮捕适用的司法属性,逮捕条件也得到细化,这就从各个方面对侦查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合理、谨慎地适用逮捕,在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同时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是我们研究逮捕问题的宗旨所在。
关键词 逮捕措施 逮捕制度 逮捕措施的适用
 

一、逮捕的属性

逮捕,指司法当局拘留或羁押某人使其回答法律上的指控或接受讯问。在中国古汉语中则为捉拿之意。[1]
应该说,自从人类社会法律制度产生以来,逮捕这种在国家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所必备的强制措施便一直存在,其沿革则是一个由野蛮残忍、等级特权性明显到渐趋文明、逐步体现近现代人道主义精神和后封建时代刑法谦抑性的过程。逮捕,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保障措施,正确、及时地使用,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我国的逮捕“既是一种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法定行为,即实施逮捕;又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持续状态,即在特定场所的羁押。因而我国的逮捕在政策上实施的是所谓的捕押合一。”[2]正因为逮捕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一旦予以适用,将以被逮捕人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为代价,因而我国在刑事诉讼法律的初始制定和后来的历次修订中均对于逮捕的条件和适用进行了严格的界定。
正确理解和使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逮捕措施新的相关法律规定,需要对逮捕属
性进行系统把握。逮捕作为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实施目的在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并非每一件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必须采用刑事强制措施,但从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司法实践中往往把逮捕视为犯罪的惩罚手段,从而导致刑事强制措施的滥用。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制度的完善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逮捕的条件,删除了“有逮捕必要”意思含糊的表述,赋予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的申辩权,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使控辩设置得到平衡,增强了其司法属性,畅通了救济渠道,完善了司法程序构造,展现了程序正义。
   (一)明确了逮捕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1)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2)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3)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4)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5)企图紫衫或者逃跑的。”逮捕的条件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3)具有实施新的犯罪、干扰诉讼、危害社会秩序等五种现实危险的,将过去有关规范性文件关于逮捕必要性的规定,上升为法律规定,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明确界定,对准确掌握逮捕条件,提高逮捕办案质量提供了法律支撑。

(二)进一步完善了审查批准逮捕程序,增强了司法属性

增加了审查批准逮捕时询问但最嫌疑人和听取律师意见的程序,完善了审查逮捕的司法程序构造。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1)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2)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3)侦查活动有可能重大违法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增加了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律师意见的程序,完善了制衡立法缺失的机制,保障公民飞强制措施的抗辩权,增强了其司法属性。

(三)规定监视居住与逮捕适用相同的条件,设置了逮捕的替代措施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1)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4)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5)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创设逮捕的替代措施,体现了尽量减少羁押的立法思想,完善了刑事强制措施的制度构建。

(四)简历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延伸了羁押监督范围

    现行刑事诉讼法由于没有规定羁押的必要性审查制度,羁押期限往往被等同于办案机关的办案期限,以至于形成现在羁押成为常态、非羁押成为例外的现象。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增设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延伸了羁押监督范围。

三、逮捕制度的执行

   (一)更新执法理念,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
    审查逮捕要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吧待机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贯穿于司法行为的全程,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轻微犯罪以及初犯、偶犯、老年人犯罪等具备从宽处理情节的案件,依法少捕慎捕。对因民间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对进城务工人员、失业人员、贫困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犯罪要立足教育挽救、化解矛盾和修复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和谐。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要认真落实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律师意见、通知法定代理人祸合适成年人当场等制度,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刑事案件,加强和解自愿性、合法性审查,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增进社会和谐。严厉打击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严厉打击黑恶势力、暴力恐怖、涉枪涉爆、涉毒、多发性侵财犯罪、拐卖妇女儿童、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以及报复社会为目的的危害公共安全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深入开展打黑除恶、扫黄打非、紧毒禁赌等专项斗争,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维护社会秩序和谐和公共安全。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依法从严打击重大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等有关民生领域的背后的职务犯罪,保持对职务犯罪的高压态势,促进反腐倡廉建设。
   (二)建立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
在审查批准逮捕时,一是要强化对逮捕条件的把握,准确适用逮捕措施。严格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条件的规定,审查逮捕的范围必须限定在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规定的“五种情形”加强逮捕必要性审查,会同侦查机关(部门)建立逮捕必要性证明和双向说理工作机制,防止和客服“构罪即捕”,减少对轻微犯罪嫌疑人的羁押。二是加强证据审查,已发排除非法证据。牢固树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理念,压法严格审查判断和综合运用证据,切实防止错捕、漏捕。发现非法取证线索要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对于刑讯逼供或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辞证据,坚决依法予以排除。三是依法开展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诉讼参与人和听取律师意见工作。进一步增强审查逮捕的诉讼性,做到兼听则明、客观公正。不断提高讯问水平,防止因询问不当导致翻供。讯问未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要做好风险评估和征求侦查机关意见工作。探索听取律师意见的审查程序和方式,充分重视律师意见,是否采纳应当说明情况和理由。

(三)严格执行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羁押必要性应重点审查逮捕时使用的条件是否已经发生变化,即是否有再次犯罪和妨碍诉讼的危险性。逮捕后对在押人员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重点与批捕前必要性审查有所不同,逮捕前因案件还在侦查中,逮捕必要性审查应当以是否会毁灭、伪造证据,实施新的犯罪作为考量的重点,而逮捕后对砸呀人员的羁押必要性审查通常是在逮捕后一段时期以后进行,主要评估有无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能否保障诉讼顺利进行[3].笔者认为要高度重视已发开展侦查阶段捕后必要性审查工作,依照分工履行职责,同时加强与监所检察等部门的联系协作,坚持突出重点,审慎提出审查意见和释放、变更建议,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
(四)进一步推荐侦查活动监督工作
一句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规则要求侦监部门认真履行法律新赋予的侦查活动监督职责,完善和规范监督程序。突出监督重点,强化与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合力是新刑事诉讼法给予我们的更高的要求。在监督过程中,要加强与侦查机关(部门)的联系,及时总结、研究通报侦查活动中多发、易发的侦查违法行为,规范执法。
四、目前我国逮捕现行规范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改为了“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于逮捕适用的实质条件。这种改动更有利于通过适用逮捕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妨碍诉讼或危害社会。同时也有利于解决当时大量存在的拘留阶段超期羁押的情况。依据新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对于被公安机关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其拘留期限不得超过十四天,特殊情况下不得超过三十七天。而在实际工作中,要在此期间真正做到“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一般较为困难。由于公安机关考虑到有些犯罪嫌疑人一旦不予以逮捕则很难归案或有危害社会和妨碍诉讼的可能,因而在实际运作中便造成超期拘留情况非常严重。刑事诉讼法作如此改动,使一部分案件得以符合逮捕条件而进入逮捕程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拘留期限较短的情况下,考虑到刑事实务中部分案件确实存在的侦查进度较慢问题,刑事诉讼法作出上述修改也是有很大程度的积极意义的。只要相关法律得到切实执行,那么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便可以得到保障,而远比徒然存在犯罪人的“大宪章”而得不到有效执行更能够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正义。毕竟“决定正当结果的程序必须实际被执行,因为这些情形中没有任何独立的、参照它即可知道一个确定结果是否正义的标准。”[4]
  在程序方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以及执行逮捕需出示逮捕证、执行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被逮捕人需在逮捕证上签字或按手印等。由此可见,我国的逮捕实行的是有证逮捕,并且对于适用进行了严格的规范。之所以对于逮捕的适用规定较为严格的程序要求,也是出于对被逮捕人权益的保障,确保逮捕不会被非法适用。可以说,实施有证逮捕是逮捕制度趋于近代化、文明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作为严厉的强制措施,逮捕必须要经过翔实的审查之后才可以得到谨慎的适用,体现了刑事法律“不仅保护善良国民,也保护犯罪人,是犯罪人的大宪章”。[5]同时此规定也是我国宪法精神的体现,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综合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适用的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的逮捕在形式上表现为“有证逮捕”,是必须通过获得令状而执行的,不同于其他一些国家。(2)我国实质上逮捕措施的应用,“贯彻的是彻底的客观主义标准,所需证据不仅有质的要求,而且要有数量相当的证据予以支持,完全摒弃了侦查人员基于侦查经验所持有的主观怀疑。”[6]
作为刑事诉讼中一种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逮捕的适用涉及一个国家的法律价值观、人权保护状况以及追诉犯罪的能力等诸多方面。客观地讲我国现行逮捕制度基本能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以及现阶段国内与犯罪斗争的形势要求,但是仍有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很多法律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也都分别基于实践经验和法理精神提出了很多改善意见,强调在以我国国情为基础进行法律适用的原则之上重视引进国外相关制度,以完善我国逮捕制度,使我国的逮捕制度更进一步科学化,在有力保障刑事诉讼的同时加强对于公民的保护,落实法制现代化,使其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及综合国力的提高。



注释
[1].引自 孙谦:《逮捕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2月版,56页。
[2].引自 龙宗智:《检查制度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277页。
[3].引自 黄太云:《人民检察》,2012(8),第35页。
[4].引自(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5].引自 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1996年,转引自 艾明:《论我国刑事侦查中剥夺人身自由措施之合理配置》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3月版,第50页。
[6].引自 艾明:《论我国刑事侦查中剥夺人身自由措施之合理配置》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4年3月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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